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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相关知识、培训教育

来源:中电投先融期货石家庄营业部 浏览:8929次2014-10-16 1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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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一种非法行为)

洗钱(Money Laundering)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相关漫画金放入合法经营过程或银行账户内,以掩盖其原始来源,使之合法化。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卖淫犯罪、贩毒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简明扼要来说,洗钱只指“通过合法的活动或建设将违法获得的收入隐藏、伪装或投资的过程”。

狭义的洗钱是指为了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这些犯罪活动主要包括:贩毒、走私、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

广义的洗钱除了狭义的洗钱含义外,还包括:

1.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即把白钱洗黑,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而用于走私;

2.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以达到占用的目的,即把白钱洗白,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帐户;

3.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逃避监管,如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

现代各国法律对洗钱的解释不完全相同,金融机构反洗钱比较权威的机构巴塞尔银行法规及监管实践委员会,从金融交易角度对洗钱进行了描述: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帐户向另一个帐户作支付或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资金保管服务存放款项,即常言之“洗钱”。“洗钱”一词,源于二十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从司法角度看,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既妨害了司法活动,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

 

*过程

洗钱的过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即处置阶段、培植阶段、融合阶段

 

处置阶段:指将犯罪收益投入到清洗系统的过程,是最容易被侦查到的阶段。

培植阶段:即通过复杂的多种、多层的金融交易,将非法收益与其来源分开,并进行最大限度的分散,以掩饰线索和隐藏身份。

融合阶段:被形象地描述为“甩干”,即使非法变为合法,为犯罪得来的财务提供表面的合法掩藏,在犯罪收益披上了合法外衣后,犯罪收益人就能够自由地享用这些肮脏的收益,将清洗后的钱集中起来使用。

洗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洗钱为贩毒者、恐怖主义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罪犯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而与犯罪活动有关的金融问题也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介于6000亿至1.8万亿美元之间,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洗钱活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

 

 

 

 

 

 

 

 

*特征

洗钱行为一般具有方式多样、过程复杂、对象特定及国际化等特征。

 

方式多样性

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洗钱犯罪分子往往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长期的洗钱活动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洗钱工具,例如,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利用空壳公司,伪造商业票据等。经济方式的创新也使洗钱方式不断翻新,更为隐蔽,如网上交易。专业的洗钱组织更是越来越熟练地对各种洗钱手段和方式加以组合运用。

过程复杂性

要实现洗钱的目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改变犯罪所得的原有形式,消除可能成为证据的痕迹,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设置伪装,使其与合法收益融为一体。这就迫使洗钱者采取复杂的手法,经过种种中间形态,采取多种运作方式来洗钱。

对象特定性

洗钱对象是资金和财产,这些资金和财产无一例外地与犯罪活动紧密相联,例如,来源于毒品走私诈骗贪污贿赂、偷税逃税等犯罪。一般来说,只有非法所得才有清洗的必要。

活动国际性

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上人员往来、商品运送、资金流动、信息传播、服务的提供日益国际化,导致了犯罪活动的国际化。在追逐非法经济利益的跨国犯罪活动中,犯罪所得的转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导致洗钱活动日益具有跨境、跨国的性质。

 

 

 

 

 

*罪名

 

洗钱罪的主体是金融机构或个人,有五种行为: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手法

 

 

洗钱的步骤首先必须以某种名义储存,然后透过一连串的交易或是转帐,进入合法名义之下,因为各国政府多半针对洗钱行为有所管制,金融机关会将一定金额(通常由法律规定)以上的交易呈报主管机关,为了逃避监视,其中一种手段是将大笔的金钱分开存入数个以他人名义开设的帐户,这些帐户彼此互不相关,之后再透过汇款、开立支票等等方式转入犯罪者的名下,由于每笔交易的金额不大,而且往往还透过跨国方式交易,甚至利用某些国家或地区可以开设保密帐户或公司之便,使查缉困难,另一种方式是利用假名设立数个公司,将犯罪所得透过这些公司虚假的交易,例如将不值钱的东西以高价贩售给另一家公司,最后转入犯罪者的名下,表面上看起来正当合法,实际上只是为了转移金钱所做的假交易,也有人直接将金钱购买美术品、古董、不记名债券等高价商品,转移到犯罪者手上后再伺机脱手换取金钱。

*手段

古董买卖

 

你买了40只明代花瓶,每个5000美元。你把它们都拿出来拍卖,把这些藏品分别存放在12家拍卖行内,最好分布在12个不同的城市。当一只花瓶被拿出来拍卖时,你或是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是派你最亲近的叔叔去拍卖行把它买回来。

人们买你的每件东西一般都是用支票付款,所以,当你的叔叔为买其中的一个花瓶付给拍卖行5500美元现金时(即5000美元的拍卖价加上向买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这5500美元就是被洗的钱),他们会给你一张4500美元的支票,即拍卖价减去向卖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由此你成功的洗干净了4500美元,额外的1000美元作为洗钱成本消耗掉了。

这些费用作为洗钱的开支完全可以被一笔勾销。幸运的是,你还可以把这个花瓶再次拍卖。当然,做这档生意的前提是:你多少得有点没落贵族做派

寿险交易

 

保险“洗钱”主要集中在寿险领域,尤其是在团体寿险中。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达到将集体的、国家的公款转入单位“小金库”、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

投保时别忘了“为职工谋福利”“合理避税”这些名目———将一部分通过正常财务途径无法转化为个人收入,或直接发放须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的资金,通过为其职工投保寿险,然后退保,取得退保金这种途径,化公为私或逃避纳税。

而有的保险公司也明知其投保目的不纯,却积极地促成这类“保单”,有些业务员甚至以此为诱饵,为业务对象出谋划策,主动提供“洗钱”方便。他们多拉了业务,多拿了费用;而“以规模论英雄”的保险公司,则在短期内完成了任务指标,还能从“退保”中扣下一笔手续费。因此,保险“洗钱”更像个令人不齿的多边交易。

海外投资

 

经典做法是:进口时,高报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国外供货商,然后从其手中拿回扣、分赃款,并将非法所得留存在国外;出口时,则大肆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或采用发票金额远远低于实际交易额的方式,将货款差额由国外进口商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如果胆子足够大,可以考虑在境外银行直接建个人账户。

如此一来,这样的情景便不令人吃惊了: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专业的洗钱中心。另外,不妨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皮包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将会得到一些令人神伤的亏损理由。接下来的后果更为传奇:一些所谓亏损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上了幸福的美国“投资移民”;与此同时,这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地超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需要点明的是,此过程的主角,正是那些政府官员。

地下钱庄

 

2002年汕头许鹏展地下钱庄案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许鹏展的主要“资产”,是许鹏展以汕头市金园区新兴鸿展农副产品商行等20多个空壳公司名义在几个银行开设的20多个账户。在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写字间,许的日常业务为造假财务报表、虚报营业额和利润,却在没有任何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不断缴纳各种税收和保险。由于钱庄资金往来量巨大,许鹏展需要频繁地更换账户。每换几个新账户,他就逐步从老账户里把资金转到新账户上来。

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下钱庄一般与香港的找换店连为一体,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不发生资金外逃的物理过程。地下钱庄之间也经常互相拆借,组成一个相互勾联的体系。

用地下钱庄洗钱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1.0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黑钱到了境外可以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中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

各类赌场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远华案中落入法网。问起蓝甫的不明财产和他在境外违纪参赌的情况,他大言不惭地称,几年之内,他通过赌博赚到的钱多达65万美元外加33万元港币。蓝甫的谎言被一些已经到案、曾经陪同他参赌的人戳穿,因为蓝参赌每次都几乎铩羽而归

如果是高手,他拿着1000万的筹码进场,输掉100万后离场,要求赌场把剩下的900万打进他的账户,他已经为将来可能的追查设置了障碍。因此,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人在不停地输钱,但相对于标准洗钱模式中的大量损耗,赌场洗钱的风险常常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赌场是最传统的洗钱场所。早期黑手党的毒品买卖大都是现金交易,钱上通常沾有白粉,一旦被警察抓住难以脱罪。黑手党成员便携带现金去赌场换成筹码,一旦输掉差不多30%的钱,就把剩下的筹码换回现金,顺理成章地把赃钱变成“干净”的收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来自亚洲的赌客是惟一呈增长趋势的客户群。与现实生活中的赌场相比,网上赌场已经成为洗钱的安全天堂。赌博网站总部大多设在有“逃税天堂”之称的加勒比地区。许多网站根本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也不遵守国际赌场的游戏规则,它们甚至不会查问客户的身份资料。许多犯罪集团把钱款打进在这些赌博网站开设的账户后,一般先象征性地赌上一两次,然后就马上通知网站说“我不想再玩了”,要求网站把自己户头里的钱以网站的名义开出一张支票退回来。于是,一笔笔数额巨大的“黑钱”便轻而易举地“洗白”了!初步估算,每年通过数百个赌博网站清洗的“黑钱”数额大约在6000亿至15000亿美元之间。

证券洗钱

 

20021216日,裕丰国际和富昌国际及金禾国际在香港被勒令停牌,停牌原因涉及洗钱。这三家公司,多为朋友之间相互帮衬持股,圈子外的小股东非常少,这种公司在香港市场人称,而被称做的一类公司往往被某些国际组织视为洗黑钱最佳拍档

 

 

 

 

*

1.存款,即将非法所得的现金存入银行;

2.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繁琐的交易,如银行转账、现金与证券的交易、跨国资金的转移等,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使其合法化;

3.将资金以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另外,洗钱还有其它多种途径,购买地产、珠宝、古玩等,过后再变换成现金或其它金融资产

*

洗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不仅破坏经济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市场经济有序竞争,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和正常运行,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等严重刑事犯罪相联系,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渠道

1.现金走私;

2.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

3.向现金流量高的行业投资;

4.购置流动性较强的商品;

5.匿名存款或购买不记名有价金融证券;

6.制造显失公平的进出口贸易;

7.注册皮包公司,虚拟贸易;

8.设立外资公司;

9.利用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转移犯罪收入;

10.购买保险;

11.实施复杂的金融交易;

12.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匿名账户;

13.利用银行保密法洗钱。

 

 

 

 

 

 

 

 

 

 

*反洗

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前,反洗钱在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将重点开展国家层面的反洗钱战略设计[3] 

会后发布的信息显示,此次会议重点研究了《完善中国反洗钱体系总体实施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在此次联席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其中强调,当前反洗钱国际标准发生了重大调整,反洗钱工作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国内反洗钱工作体系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会议指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反洗钱工作将有五方面重点:一是开展国家层面的反洗钱战略设计;二是完善反洗钱核心制度建设;三是建立科学有效的反洗钱工作统计分析体系;四是完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五是加强反洗钱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

中国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有23个成员单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预防腐败局)、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解放军总参谋部。

 

 

 

 

 

 

*警惕洗钱陷阱

“电话短信诈骗、虚假网上支付、地下钱庄……”如今,各种洗钱形式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6月27日,记者从市人行反洗钱科了解到,我市正在开展一系列反洗钱宣传活动,增强反洗钱意识,是警惕网络洗钱陷阱,预防洗钱的重要途径。

  案例一:网络诈骗盗取钱财

  6月27日,正在上班的赤壁市民张先生收到一条短信,提示他的银行网银版本过于陈旧,需要升级新版本。张先生立即登录短信所提示的网址,进行了升级操作。

  两天后,张先生再次登录网银准备给家里人汇款时,却发现账户中的几十万元已不翼而飞!警方介入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钓鱼网站”诈骗案。

  一旦用户在“钓鱼网站”上进行操作,犯罪分子就可通过木马程序窃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

  “钓鱼网站”与真正的银行官方网站非常相似,普通人不易识别。犯罪分子利用窃取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银行,将受害者资金转到其所控制的账户,并通过ATM机多次提现,完成洗钱。

  据介绍,该案例中,“钓鱼网站”将张先生的钱通过非法手段洗成了可能表面是合法的资金,属于洗钱范畴,触犯了相关法律。

  案例二:变卖受贿珠宝

  表面风光无限,出手大方,暗地受贿销赃,贪赃枉法。某县规划局副局长胡某利用手中职权,多次为一房地产开发商争取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

  同时,胡某还要求开发商为其购买昂贵的珠宝、首饰、黄金等。成交后,胡某将受贿赃物交其弟媳陈某在交易市场上出售或典当。

  “做官就是为了多捞点。”抱着这样的心态,胡某及其家人将弟媳陈某换置来的赃款挥霍一空。

  东窗事发后,胡某被检察机关以受贿罪起诉,其弟媳陈某则被诉洗钱罪,面临法律的制裁。

  “我只是替人卖了珠宝和首饰,我没有犯罪?”立案后,陈某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洗钱罪的事实。

  案例三:赃款买彩票中奖

  某事业单位的会计王某利用公司财务管理上的漏洞,贪污挪用公款上百万元。“这些钱怎么才能变成自己的钱呢?”这一问题让王某伤透了脑筋。

  后王某与其妹夫刘某共谋,私下高价收购中奖的刮刮乐、双色球等彩票,然后在彩票中心兑换,以此洗钱。

  “王哥,又换车了。”“没办法,老中奖啊。”“王哥,这个手表得好几十万吧?”“前几天中了双色球,有钱不就得花啊。”就这样,贪污款就这样被王某用于各种消费支出。

  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出台标志着彩票行业正式被纳入反洗钱监管体系,王某在短时间内密集兑奖的行为,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注意,王某及其妹夫刘某洗钱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案例四:通过地下钱庄汇钱

  2011年,家住咸安区的杜女士因牵连一起地下钱庄洗钱案,被警方列入犯罪嫌疑人。

  事情还要从2010年说起,杜女士远在非洲务工的丈夫黄某通过某网站了解到,某某公司承接各种汇兑款业务,当天转账,手续费低。因该公司手续费低廉,黄某便多次通过该公司,将工资收入汇给在国内的杜女士。

  2010年底,该公司的多笔交易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察觉。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该公司多次利用海外汇款业务为犯罪分子清洗黑钱,是一家地下钱庄。而杜女士涉嫌洗钱,多次受到警方询问。

  “为了省点钱通过地下钱庄汇款,没想到却卷入洗钱风波!”虽然杜女士最终消除了嫌疑,但着实让家人虚惊了一场。 

  如何规避洗钱陷阱

  洗钱是指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通过一切非法手段、非法流通渠道,将犯罪所得转换成合法资金或财产的行为。上述四个案例只是洗钱活动中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预防洗钱陷阱,规避资金和信誉风险呢?

  市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首先应当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合法的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履行反洗钱义务。

  其次,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犯罪分子借用普通市民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协助他人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成为他人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不将自己的账户借给他人使用,尤其不要使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取现金,从而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沦为洗钱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您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请您妥善保管您的账号、密码,避免被盗用,成为犯罪分子实施洗钱犯罪的介质,给自身资金和身心带来危害。(

*恐怖主义融资 - 概述

 

恐怖活动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金钱是恐怖主义的生命线,胡锦涛总书记曾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指出“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保障其生存、发展、壮大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基础和关键来源。反恐要取得成功,必须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资行为。”目前,所知的大规模恐怖活动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或国家都有实力从事的,这些活动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来源。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恐怖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完善中国金融反恐立法,有效切断恐怖主义财源,从经济角度限制其生存、发展是当务之急。 9·11事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国际金融反恐阵营,以期各国携手在更广的范围内给恐怖主义金融供给线以沉重的打击。但是6年过去后,金融反恐的效果并不理想。随着对恐怖犯罪恐惧的沉淀,一些学者们也开始理性地分析现行金融反恐措施的可行性,由于恐怖融资犯罪属于新型犯罪,中国对这种犯罪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对初步的阶段。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共有28起关于领导、组织、参与恐怖活动的公诉案件,但其中没有一起是涉及恐怖融资犯罪的。此外,中国对这种犯罪的侦查还处在比较传统的方式上,针对性较弱。对诸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助司法机关间接侦查等先进打击方式的引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恐怖主义融资 - 各方行动

新加坡采取措施加强监管洗黑钱恐怖主义融资活动

新加坡副总检察长陈成安2005年7月28日表示,新加坡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监管洗黑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活动的系统,以避免新加坡成为洗黑钱或恐怖分子进行融资活动的目标地点。他呼吁亚太国家联手取缔洗黑钱或恐怖分子融资活动。

陈成安在新加坡银行公会举办的第二届亚太金融罪案大会及展览会上演讲时表示,新加坡可疑交易举报处所接获的可疑金融交易举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人们对揭发非法金融交易的意识有所加强,而可疑交易举报处也吁请更多金融机构向当局举报可疑交易。

新加坡在近六年来总共没收与洗黑钱有关的刑事交易金额达到八千五百万新元。

陈成安说,新加坡与国际社会一样对打击洗黑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活动不遗余力,所拥有的法律框架能够在侦察、调查及检举这类活动时发挥作用。 

他说:“虽然新加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有关当局仍会继续加强对洗黑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活动的监管系统,定时检讨我国的监管系统是否有改善的空间。” 

陈成安表示,一旦犯罪分子看到亚太国家之间的法律及体制架构出现漏洞或差异,便会乘机有所行动,因此本区域国家必须联手打击洗黑钱或恐怖分子进行融资活动。 

中国反洗钱利剑出鞘: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渠道

通过反洗钱机制发现并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渠道成为各国反洗钱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冯淑萍表示,反洗钱法草案所规定的反洗钱措施同时适用于预防监控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9·11”事件后,作为专门致力于控制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权威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就提出了关于“反恐融资”的《打击恐怖融资8条特别建议》,专门打击和切断支持恐怖行为的资金链条。2005年1月,中国被该组织接纳为观察员。 

观察家普遍认为,制定反洗钱法律,完善反洗钱制度,是中国成为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正式成员的一个必备条件。 

上海合作组织决定打击通过贩毒为恐怖主义融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缉毒执法研讨会2006年4月21日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旨在加强禁毒合作的《会议纪要》。各方一致决定,在适当时候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协调机构。 

研讨会期间,各成员国及巴基斯坦等观察员国就开展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交流,认为要进一步加大查缉毒品力度,在边境地区加强缉毒执法合作,建立情报信息交流机制,有效增强本地区各国缉毒执法能力。 

各方一致认为,本地区日益严重的制造、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等活动,极大地威胁了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是国际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有必要团结起来,采取有效措施,打击通过贩毒为恐怖主义融资的犯罪行为。各方为此确定了缉毒执法联络员及其联系方式。 

同时,各方就建立禁毒协调机制、开展本组织框架内的禁毒合作项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决定,鉴于各国合作打击非法制造、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必要在适当时候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协调机构。

美国副财长利维将造访欧洲商讨恐怖主义融资问题

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怖事务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利维2007年7月6日称,他将于2007年7月9日当周造访欧洲,与英国和法国财政部官员就阻止伊朗进行其核计划以及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战略等问题进行磋商。此外,他还将与德国官员和代表就私人金融机构问题进行会谈。

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怖事务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利维(Stuart Levey)6日称,他将于7月9日当周造访欧洲,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财政部官员进行会谈。 

利维称,他将与英国和法国新当选的财政部官员就阻止伊朗进行其核计划以及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战略等问题进行磋商。此外,他还将与德国官员和代表就私人金融机构问题进行会谈。 

利维的此次出访已计划了数周之久,但一直未能成行。2009年6月25日当周,英国伦敦一起恐怖事件实施未果,这促使利维加快了此次出访的进程。 

伊朗石油部长哈马内(Kazem Vaziri-Hamaneh)2009年7月2日当周就国际社会限制与伊朗银行进行交易对原油投资所造成的影响发表了言论。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伊朗银行交易的限制已给某些项目的融资带来了麻烦。利维指出,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已经产生了效果。 

利维称,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公司正将其与伊朗各国有公司合作的商业项目推迟进行。 

*恐怖主义融资 - 组织 

IMF:将建立信托基金为打击洗钱和防止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09年4月1日称,将建立一个由捐款组成的信托基金,在帮助各国打击洗钱行为并防止资金流入恐怖组织方面给予经济援助。

该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机构称,这个名为“Topical Trust Fund”的基金将从5月1日起开始运作,将在5年时间里提供约3,100万美元的资金。基金款项的三分之二来自于瑞士、挪威、日本、沙特阿拉伯、英国、卢森堡、韩国和法国。 

IMF 常务副董事波尔土加露(Murilo Portugal)在一份电邮中称,“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但国家系统的有效监控同样至关重要。” 

洗钱与恐怖主义融资的关系

 

洗钱

洗钱犯罪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资金渗透到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这一阶段潜伏着越来越大的危险,因为执法过程以及广泛地要求银行业汇报可能交易制度而对资金的流动进行非常严密监察。第二阶段是把已经进入金融系统的资金通过一系列的金融程序(通过转帐或者其它结算方式)将其转移①。其目的是为了误导潜在的调查人员以及证明该资金的“合法性”。洗钱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即一旦这些资金表现出“合法”的来源,包括把资金重新投入到合法经济领域(公司、房地产的股票投资),通过消费奢侈品等,因为获利的犯罪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消灭”这些“肮脏”的资金,通过投资经济实体就会使得他们容易受到成为洗钱机器的影响(投资娱乐场所、宾馆、酒店、电影院等)②,同时还可以投资以现金支付的公司,这样他们的“肮脏”的钱就会很容易与其它资金相混合。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洗钱过程,实际上洗钱过程要复杂的多或者要更多地依赖于某些影响国际犯罪组织洗钱战略的事实,比如,资金数量、犯罪组织的结构与规模、特别是如果该组织雇佣金融专家发展和执行其洗钱计划那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们赞同该事实即犯罪活动所得总额每年可能高达一千亿和一千五百亿美圆,那么洗钱的数量相对就低得多。有些作者甚至认为犯罪组织并不愿意从事洗钱活动因为相关的成本太高。所以很明显只有那些获得的财富比他们花费的要多得多的犯罪分子才会考虑从事洗钱活动,实际上用于洗钱的财产还不到犯罪总额10%至30%。 

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的“奇特”联系 

洗钱与恐怖融资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洗钱的目的是为了把一层合法的外衣披在自己“肮脏”的钱上,而恐怖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合法来源的财产(如公共基金或者所谓的慈善基金)。这种区分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关注非法资金的运转问题,同时也关注资金本身以及资金背后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这方面,犯罪财产与恐怖财产对金融体系和公共机构的威胁是相同的。很清楚,打击有组织犯罪战略在通过金融系统获得资金方面完全可以适用于打击恐怖融资案件。另外、神秘的纽带经常把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团结在一起。一种客观上的联盟在犯罪与恐怖组织之间形成许多形态,分享它们获得的利益:犯罪组织从恐怖组织和游击队组织的破坏中获益,而恐怖组织和游击队组织反过来从有组织犯罪活动可获得的融资中得益。恐怖组织和其它游击队组织的犯罪形态与大量的毒品走私的犯罪形态的奇特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被发现在古柯产地;非洲内战一般都发生在宝石和其他珍贵自然资源的开采地;阿富汗的阿尔盖特恐怖组织的士兵在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地煽动武装动乱。哥伦比亚、车臣、斯里兰卡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对他们的独特犯罪方式进行研究可以了解为什么它们的意识形态能够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前沿,或者有组织犯罪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援助恐怖事业的。 

恐怖融资的源头 

现今犯罪活动所得日益成为恐怖分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犯罪活动会随着恐怖组织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为恐怖主义提供最大资金的犯罪活动莫过于毒品走私。然而其它的一些犯罪活动同样可以为恐怖主义提供重大的资金来源,包括:敲诈勒索(有时谨慎地称谓为“革命税收”)、绑架、宝石走私、以及其它走私活动和贩卖人口等。而军火走私是一个独特的情形,因为它既是融资的来源又使用这些来源,同时它还透过其他走私活动成为交易的媒介。政府提供的融资在冷战期间(地区冲突经常成为两大阵营的主战场,因而每个恐怖分子都有机会重新稳定或者重新建立其集团)成为恐怖组织的重要的收入来源,冷战结束后融资的来源已枯竭。尽管有些被孤立的国家继续为某些恐怖组织提供武器、训练营、资金,但主要的恐怖组织不得不转向它处以寻求支持。 

向国外散户筹集资金尽管早已有之,但现在依然是重要的融资来源。爱尔兰共和军已经从美国的爱尔兰社区筹措大量资金,同样阿尔盖特、车臣、斯里兰卡等恐怖组织也从因经济原因被流放的同胞处获取大量资金。慈善组织在融资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热中于流通战略,同时也因为慈善结构能够把从个人、私人企业和政府获得的合法收入都以慈善的名义与犯罪所得混同,因此使得可能的调查变得不适宜并且很难区分。

恐怖主义融资 - 国际法律基础 

反洗钱和国际恐怖融资的国际法律基础

 

联合国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洗钱战略的开始,该公约第一次对洗钱罪进行了界定。之后《巴塞尔原则声明》采纳该界定, 主要涉及金融系统反犯罪来源和恐怖融资的斗争。以下简要介绍有关反洗钱的国际公约,他们已经成为反洗钱和反国际恐怖融资的国际法律基础。

一)《反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 

1988《反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是将近一个世纪的控制毒品的经验成果,它是第一个打击毒品组织的新战略国际公约,把强调直接抑制毒品交易转移到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目标上。该公约认为非法毒品交易产生大量的利润和财富,使得跨国犯罪组织能够渗透、污染以及腐化政府、合法商业和金融企业的基础以及各级社会阶层。该公约成为国际社会把打击犯罪所得的斗争作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犯罪的一股力量,该公约对洗钱的界定已经被其他许多法律和国际公约所采纳。该公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在没收领域国际相互协助机制,寻求解决这样的问题,即毒品走私犯罪分子通过投资所获得的财产并不总能够在相关执行打击毒品活动的国家内(该罪犯住所在该国或者在该国被捕),这种机制适用于直接从毒品交易中获得的利益,以及用于毒品走私的物资、材料和设备。 二)《斯特拉斯堡公约》 

欧洲议会通过的《洗钱,研究、查封和没收犯罪收益公约》,1990年11月8日起对外开放签字。该公约以《维也纳公约》对洗钱罪的界定为标准,但它扩大了洗钱罪的外延直到介入所有犯罪收益的领域,认定犯罪收益是指任何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优势。欧洲议会所有成员国除亚美尼亚、波斯尼亚、格鲁吉亚和土尔其外批准了该公约,另外两个非成员国澳大利亚摩纳哥也批准了该公约。

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腐公约》 

《国际商业交易中反外国公职贿赂公约》, 1997年12月17日在巴黎签字。1999年2月15日生效。35个签字国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国际贸易免受腐败的侵扰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出口国机会同等。公约不仅仅把目标瞄准在国际商业交易的积极的腐败行为(兑换与投资)上,而且还要求所有的签字国把外国公职人员腐败作为犯罪来处理。该公约第三条规定:“有效的、比例的和劝戒的”对外国个人和法律实体的制裁相当于对本国公职人员的处罚的程度。该公约规定自主界定外国公职人员的概念(无论该国是否属于签字国),并且可以对领地管辖做广义解释。 

四)《巴勒莫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第一部旨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文件。这是一个具有多重目的法律文件附加三个议定书,涉及洗钱、走私人口、非法制造以及走私军火等。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有组织犯罪基本特征由四种行为构成:犯罪活动、洗钱、腐败以及妨碍司法。公约第六条对洗钱罪作了规定,该规定与《反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的规定一致。第七条要求监督和管理机构遏止和监测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特别易受影响的机构中的洗钱行为,包括“鉴别当事人规则”“汇报可疑交易制度”等。号召所有成员国建立金融信息服务系统、监视国际资本交易。已有147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但是只有28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五)《抑制恐怖主义融资国际公约》

该公约是1999在法国开始谈判、商议的,是反恐怖活动融资的国际战略的先驱。公约的协商、谈判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有引起多少真正的争议,因为当时恐怖危险对许多国际社会来说并不明显。911事件导致国与国之间打击网络恐怖分子的合作变为可能。公约界定的恐怖融资的概念特别广,甚至含盖为了执行一个恐怖行动所收集或者提供的资金,对洗钱概念的界定已经超过了单一的洗钱框架。公约针对的是原始洗钱者以及他们的同伙和其他帮助者,包括合法实体(协会和公司)等。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也没有必要界定为资金已经被使用,资金只要满足为了用于实施某个恐怖分子的行为而被收集就足够了。 

公约在《反恐协议》中对恐怖行为作了界定:恐怖行为是“意在任何的导致个人或者其他任何没有积极参加武装冲突中的敌方人员的死亡或者身体上的严重伤害,其行为目的在于胁迫居民或者政府或者国际机构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行为 ”。具体包括:劫持人质、劫机以及实施恐怖爆炸等。公约要求成员国建立有效的制度来遏止恐怖融资;要求成员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鉴别、冻结、查封以及没收恐怖融资资产,这些资产可用来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 

“公约”除了在界定犯罪行为和执行共同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希望打击海外金融犯罪,特别是打击不按照正常商业公司标准建立的空壳公司,为此公约建立了鉴别“管理实体”、“实际资本支出制度”以及“公开年度财务报告”等。 

*涉经济犯罪策分析

 

  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涉众型经济犯罪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极大地危害了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及公民财产所有权。针对以上情况,有必要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加大惩治涉众型经济犯罪力度,积极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一)涉案范围的广泛性。一是涉及人数众多。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众”就是指该类经济犯罪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为不特定的人。非法集资犯罪是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它包括两个罪名,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均包括对象的不特定性。二是涉及领域较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农业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旅游开发、医药、证券等诸多领域。三是牵涉到案件当中的部门、环节多。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往往会牵涉到相关的审批单位、新闻媒体、公证机关、会计审计事务所以及金融机构等,涉及部门多而杂。

  (二)涉案金额的巨大性。与一般经济犯罪相比,涉众型经济犯罪针对的是为数众多的被害人,这就决定了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往往特别巨大,其中又以非法集资类犯罪更为显著。非法传销类犯罪往往也是如此,如北京亿霖木业公司案涉案金额总计16.8亿元。其他诸如保险诈骗、非法经营证券等涉众型案件的涉案金额也大多在百万元以上。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通常远大于其他普通经济犯罪。

  (三)犯罪手段的欺骗性。大多数涉众型经济犯罪都是犯罪分子滥用已有的财富资源、优势地位,同时结合信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来掩人耳目,欺骗被害人,从被害人处获取财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逐渐向有组织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犯罪组织结构更加严密,出现了公司化、家族化、传销式等多元化共同犯罪形式。不法分子通常利用群众投资需求,借助电话、电视、网络、广告等手段,利用新政策、新概念、新热点等进行虚假包装,以高额回报和虚假许诺为诱饵,编制各种名目,设计各种投资陷阱,骗取投资者信任,大肆骗取被害群众资金。

二、司法机关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不断地增强,犯罪手段和方式也在变换、翻新,司法实践面临着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主观故意难以确定。大多数涉众犯罪,如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均为目的犯,即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观故意的确定本身就是司法难题之一,特别是在程序正义日益受到重视的现代法治社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作用在弱化,如何用大量的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成为司法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难题在涉众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绝大多数的涉众犯罪分子在开始实施犯罪的时候,为了使受骗群众相信其“高额回报”的谎言,都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内履行其承诺,以达到吸引更多资金的目的。当他们所吸收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他们无力支付或故意拒不支付当初承诺的“高额回报”,但并不停止继续吸纳新的资金。而所有的嫌疑人在被传讯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辩称:他们多经营的项目具有高额回报率,可以实现其承诺,后来只不过是由于经营不善或出现意外情况才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其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往往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二)犯罪数额难以确定。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方面都具有巨大意义,但是由于“涉众”,无论是涉案数额、实际损失还是犯罪嫌疑人非法所得,均难以做到十分精确。造成这种形式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被害人不能尽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涉众案件的被害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分布也较广,因此有些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的侦办情况,其本人也没有发现被骗,没有报案,因此没有及时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他们投入的资金也就没有纳入涉案数额。另一方面,有些被害人在案发后仍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能让嫌疑人继续经营,以拿到其预期的收益,因此不参加到已经开的刑事诉讼中来,给案件的数额认定带来困难。

  二是被害人实际受投资数额难以确定。许多涉众案件的被害人在刚开始投入资金时如期拿到了高额回报,于是相信自己找到的“发财渠道”,想投入更多资金。此时犯罪嫌疑人往往劝说被害人将“红利”作为新的“资本”重新投资,而他们给被害人开具的收款证明却不能反映出这一过程,即收款证明作书证确定的犯罪数额有可能高于被害人实际投入的数额。在案发后被害人出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大多都对此种情形予以否认,取证存在困难。

  三是有些涉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虽不十分规范却明晰清楚的“帐目”,案发后,主要责任人对涉案数额的总数供述大体一致,并有相关的“帐目”作书证予以作证。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被害人证言所能证实的涉案数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此时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证言之间的矛盾能否看成是“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一定书证相结合能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都成为确定犯罪数额的关键。

  (三)案件协调难度较大。一是管辖争议的协调难度大。有些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地域较广,各省市侦查机关各自为战,时常发生多头立案、争抢追赃的现象。因此,如果没有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协调指挥,办案就会发生扯皮从而导致效率不高的现象。管辖上的争议在公安机关立案,到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法院审判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所以从一开始就加强协调和沟通便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定性协调难度大。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于一些案件的认定,需要省级主管部门或者省级联席会议予以明确定性,因此,基层发现此类犯罪的迹象时,还需要请示和报告上级主管部门,需要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另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也可能意见不一致,也需要协调统一意见,如果思想不统一,认定周期长,就会导致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到位。

  (四)办案压力较大。首先,对于此类案件,各级领导、社会舆论密切关注,给办案带来很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大多数赃款被挥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场中缩水,案发时群情激愤,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引发静坐、游行、示威,拦车、阻断交通、围堵政府机关等具有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这种社会影响面很难控制,也严重影响了侦查人员办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终处理。最后,即便结案后对被害人的补偿也往往难以到位,部分人甚至会认为刑事立案影响了其兑付、获利,法院判决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诺,于是对司法机关的介入心存抵触,以致案件虽已判决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

三、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涉众型经济犯罪

  (一)完善立法及相关制度,加强部门协作。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制度是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基础保障。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要根据形势发展,加强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效衔接,积极行动,协作配合,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重点加强对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个罪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加强对于犯罪惩治与犯罪预防、犯罪主观方面、刑事证据的研究,积极制定出相应的案件定性量刑标准,防止出现新的法律漏洞。对应着力将未履行信息披露的集资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正当融资行为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界定不以集资的量和规模作为标准。未将完全信息披露并提示风险,而且根据吸收资金时行为人的具体状况,不具有归还能力,逻辑上必然崩溃的集资行为应该作为犯罪论处。

  (二)规范市场行为,引导群众依法投资。要引导市场主体依法经营杜绝非法集资,使其各种经济行为不超出法律的边界。针对当前民众投资欲望高、投资渠道少、投资范围窄的现实困境,应大力拓展投资渠道,建立并优化各类资本要素市场,尽可能多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投资机会,防止各种以吸引投资为名、骗取受害群众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要扎实有效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严格金融监管,加大对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将金融机构的经营及法律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三)正确量刑,加大财产刑的使用力度。经济犯罪往往属于贪利性犯罪,犯罪人主观上无不具有贪财图利的动机或目的,如果对其仅处以自由刑往往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罪,因此,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司法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财产刑的运用。对有些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刑法规定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刑,而不必将其投入监狱,避免在狱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对于判处一定自由刑尚不足以罚当其罪的,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并科相应罚金,以体现国家对其行为否定性评价的严厉性。

  (四)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民防范意识。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危害性进行重点宣传,及时宣传司法机关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取得的成果,揭露这些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大力营造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浓厚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单位、组织和个人防范诈骗的免疫力,切实提高金融机构、公司企业、个体商户、社会民众、投资者、尤其是老年人群的自觉警惕性,教育人民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